毛泽东发展中医药造福人类
原6538部队转业军人谢永玉
出身在中草医家庭的我，从小耳濡目染了中医药治病救人的功绩，倍加尊重和热爱中华民族文化同命运的国粹中医药。青年时曾有拜师学医的一段经历。20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跟随部队走南闯北，军旅生涯中令人最难忘的旅程是在洞庭湖畔期间，能多次参加了部队在毛主席故居韶山举办的党史、军史学习班。目睹了毛泽东建党、建军、建国的丰功伟绩，深受毛泽东思想的再教育。明确中国革命为什么最终要选择毛泽东为领袖，因为中共建党14年走马灯似的换了“一右三左”的六个领导。迫切需要毛泽东这样首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博大深邃、立党为公、心系人民大众、终生艰苦朴素的高贵品质；具有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炉火纯青的斗争策略、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和领导艺术、胸怀坦荡宽广、文韬武略兼备；在中国革命历史转折关头，总是高人一筹，挽狂澜于既倒，挽救党、挽救人民军队、挽救国家命运的杰出领袖承担使命。
新中国首届核心领导，德高望重的陈云同志于1942年元旦，对中共命运负责任地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多年来，经历了各种严峻考验，最大的成绩就是我们党培养了一个领袖，我们选择了这个领袖，他就是毛泽东同志。”
20世纪七十年代中，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前后担任了泰顺县医药公司经理、书记，泰顺县医药管理局局长等。根据工作需要，更有针对性地渴学毛主席有关振兴、发展中医药方针、政策。毛泽东他谙熟中国文化底蕴，深明国情、民意。不论是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日理万机的建设时期，他心里始终装着万家忧乐和百姓的疾苦，明确医药卫生事业只有坚持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才能使医学文化更好地为保护社会上最重要的生产力和军队的有生力量。
一、治病有效就是硬道理
中医药历史悠久，古有伏羲氏制九针，神农氏尝百草，轩辕氏作《内经》是我国远古时代广大劳动者在当时的历史阶段发明创造中医药学的伟大象征，距今约有五千多年的发展历史。是在充分汲取我国汉、藏、蒙、苗、彝、傣、回、朝鲜族等各民族传统医药学理论，在对疾病防治经验系统总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东方医药学体系。它素有雄厚的典籍蕴藏，其内容博大精深而闻名于世。其疗效经得起实践检验，足以说明其在人类生活中的实用价值。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改编，当时有在芦溪战斗中30多名受伤官兵，加上部队疟疾流行，已有100多名伤病员急需治疗。爱兵如命的毛泽东心急如焚，设法在茅坪创建中西医结合红军早期简易医院，由曹荣任院长，赵仲发任党代表，可接受50人左右治疗。
1928年4月“朱毛”会师队伍壮大，伤病员也在增加，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红军用杉木树皮等盖起了井冈山红军医院，有中医生吴鹏飞、谢贻阶和谢秋月等与医务人员一道，在环境恶劣，伤病员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他们坚决响应毛泽东“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号召，紧紧依靠当地人民群众，用地道的中草药和食用盐水，为当时红军医院200多名参加反“围剿”的伤员，全部采用中医药治疗病伤。中草药挽救了许多红军战士的生命，它的药用价值是不能低估的。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原部长张宗逊上将回忆：1927年10月22日，中国工农革命军主力攻占大汾镇，我（当时任副连长）和十几位战士护送毛委员上井冈山。部队向茶陵县城前进时，同少数地主武装打了一战，我腿负了伤不能走动，当时住在老乡家里，后来住在井冈山红军医院，专靠几位当地的好中医，他们风雨同舟上山采药给伤病员治疗，这些中草药很管用，伤口敷药几剂，很快就把脓血吸了出来，再换敷草药膏几次，伤情就治愈，回部队了。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饱受风寒湿，在延安时，毛主席关节炎病症加重，腿疼得站不起，手胳膊疼得抬不起来，苏联派来的专家开了西药吃了很久不见效，按苏联规矩，毛主席病是不准别的大夫看的。毛主席且要请李鼎铭老中医开了4副中药吃了后，手能爬单杠了，可见中医药治病效果是够牛的。毛主席不仅请中医治好了自己的病，还把他推荐给周恩来、朱德、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并为八路军干部战士治病。中草药抢救我军民的生命是立了大功的。在不同时期，我国军民坚决贯彻毛主席“中西两法治疗”取得了显著疗效。据统计，仅太行军区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有13多万伤员，治愈了10多万人；解放战争时期治疗100万余人，治愈率达70%以上；在根据地一度流行霍乱、赤痢、肠伤寒、鼠疫等传染病并发，经用中草药治疗，疫情很快得到遏制。1945年在延安成立了中西医研究会，把中医当专家对待。红军时期从军委主席、总司令到士兵都没有津贴，唯有中医和其他医务人员，每月根据技术水平发给几十元津贴，而军医可骑马行军出诊。
二、力挽狂澜扶华夏之倾
世界著名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指出：“在历史上，中国的技术长期以来缺乏任何西方科学的支援，然而它却遥遥领先于西方当代技术。”这是为什么？由于中国传统科学在自然科学层面上，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中医药”作为一个“活化石”和“金钥匙”，对它的系统继承和整理研究，将有助于重新揭示中国传统科学的独特思维方式，方法和技术体系，找到中国优秀传统的“活水源头”。
中华民族医药文化，毛泽东早有研究，还直接对中医药工作的实践进行过具体的指导。1913年毛泽东在《讲堂录》笔记中载有“医道中西，各有所长”的至理名言。他关切国情、民情，十分清楚中华民族中医药文化铸造了中华五千多年的辉煌，在西方医学还在茹毛饮血之期，中华中医药学已进入一个非常文明的时期。历史实践证明，中华民族坚固不折的脊梁和万古血脉相连的纽带，缔造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世代绵迭的生机和力量是来自民族中医药文化传承的魅力。其价值从卫生扩展至文化、产业、科技创新、民族和谐、对外交流等多领域，意味着国家发展战略格局中形成了一串中医药的“价值环”，如能好好地发挥每一环光和热的作用，未来的中医药必将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大创举。
然而中医药发展的道路却是崎岖坎坷，荆棘丛生。在国家任人欺凌宰割、民不聊生、满目疮痍的腐败清政府时期，西方文化、医药和宗教一起进入了中国。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一大批留外学成归来的留学生，带回西方的新思想，有促进社会进步的一面，同时也带回了相当的消极因素。凡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多数是亲日、效仿日本取消“汉医”的“海归派”，他们把外国的东西都往脑子里灌，囫囵吞枣似、未经细嚼慢咽就往回搬，而毫不留情地全盘否定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毛泽东曾指出“……一切外国的东西……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为首公开要废除中医药。1929年由汉奸汪精卫与余云岫继承袁世凯之后尘，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要干净彻底地消灭中医药。建国初期，卫生部贺、王两位副部长攻击中医是封建医，必将随着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在1951年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等有关法规，采用十分苛刻的办法，捆绑、限制中医药的发展和提高。用极端恶劣手段，竭力排斥中医药，如：公费医疗不给报销中药费；医院不接收中医参加工作；对中医进修课但讲授的大都是西医课程。中华医学会且不吸收中医为会员的怪事；盲目取缔一些深受群众欢迎，而确能治病有效的中成药；对中医考试条件苛刻等等。这样就造成了如1953年，全国92个大中城市和165个县登记、审查合格的中医只有1.4万多人。山西省运城市18个县，竟没有一名合格的中医。天津市中医水平是比较高的，但参加考试的530多名中医，只有55名合格。
医学文化为什么人的问题？早在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召开。毛泽东提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是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个基本原则。从宏观上提出了促进中医药发展的方向，指明振兴中医药的途径。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认为中医不科学而被歧视、排斥的现象，毛主席在1954年及时纠偏时指出：中医对中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人民能发展到六亿人口，应当首先归功于中医。真理的标准是实践，中医几千年来为中国人民治好了好多病，虽然有的道理讲得不清，或没有讲出来，但是有效这就符合真理。倘若说中国人民对世界人类有贡献的话，中医就算是贡献之一。他主张中西医结合，其主旨是取中医和西医之长，创造一个既高于中医，又高于西医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为此，毛主席作了全面而深刻的指示：“今后最重要的首先要西医学中医”。
1955年12月19日中医研究院正式宣告成立，由中医研究院创办的第一届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同时开学。政务院周恩来总理亲笔题词：“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央党政领导李济深、谢觉哉、习仲勋、徐特立等到会祝贺，在京的苏联、越南医学专家也应邀参加了典礼。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的批示中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文革”初期，中医药遭到“破四旧”的冲击，群众不满意，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重视。1967年1月5日，周恩来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我认为，中国对世界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中医。怎么是“四旧”呢？西医是近百年来才传入中国，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繁衍昌盛，中医是作出了贡献的，现在仍承担着治病救人的光荣使命，应该加以保护。
三、中华中医药功高盖世
1953年12月毛主席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高度评价了中医对世界的贡献指出：“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就是中医”。
面对2006年10月138名网上签名“取消中医”活动，我国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明确表示，中医药既是中国的国粹，同时也是目前我国医药卫生领域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中国的优势和特色。在历史上，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和健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今在现实生活中仍是我们解除病痛的一个重要选择。如果有这样的签名行为，那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对现实生活中中医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无知和抹煞，我们坚持反对这样的言论和做法。实践检验中医药不仅具有很高治疗价值，而且对一些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病的治疗具有独到而不可替代的作用，以铁的事实见证了中医药造福人类的功均天地。
（一）中医外科手术领先世界。早在原始社会，在劳动、生活和同野兽搏斗中，人们就开始采用植物包扎伤口、拔除体内异物、压迫止血等最早的外科治疗方法，后来发展成用砭石、石针刺开排脓来治疗脓肿，这也是人类最早的外科手术器械。西周的“疡病”就能应用简单的外科器械，以“祝药刮杀”，《五十二病方》中已经记录了用酒和有消毒作用的药物处理伤口，《史记》的“扁鹊传”中，曾经提到黄帝时有一位良医俞跗，相传，这位以济世活人之术而名传知古的俞跗，是上古医术高超的良医，几乎已达现代医学水平的境界。在5000年以前，俞跗治病手段不仅仅限于“对症下药”，而已经懂得使用“割皮解肌，洗涤五脏”的现代外科技术（而且用点压穴位麻醉、止血不用药），这种表现，可以说为中国人的智慧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
《三国志》、《后汉书》中皆有记载：汉末华佗（约公元145年-208年），于公元三世纪在魏、蜀两国行医，是世界上首位发明麻醉剂“麻沸散”为人“刮骨疗伤、剖肚清肠”等多种外科手术。他发明麻醉剂比美国牙科医生摩尔顿（1846年10月16日）首用乙醚麻醉要早1600多年。
1、我国5000年前即成功实施开颅手术
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78回，华佗因提议曹操开颅根治头风痛，被令追拷，一代名医就此遭枉杀。其实古代《文献通考》早有记载，大秦“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成功进行了开颅清除寄生虫的手术。
中国几十年来在青海民和、大通、河南安阳和黑龙江泰来等古代墓地出土的5例头骨，都显示了比较清楚的开颅手术迹象，标本的年代范围则从距离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经青铜器时代延至汉代。
1995年山东广饶傅家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508墓葬，属新石器时期，距今约6500-4500年的百余具尸骸中发现一具男性头骨右侧顶骨的靠后部有一直径为3.1乘2.5厘米的圆形穿孔，此孔的整个边缘呈现非常光滑、均匀的圆弧形。
人类学研究专家韩康信，对国内外古代颅骨穿孔术曾做过广泛深入的研究。凭着职业敏感，他对上例392号墓墓主颅骨上的圆洞给予了高度关注。圆洞周围有明显刮削痕迹和骨组织修复的迹象，根据以往经验，他推测这个直径为31毫米×25毫米的近圆形颅骨缺损，是墓主生前施行开颅手术时留下的。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神经外科教授、博士生导师鲍修风，从考古学、医学的角度进行了综合研究。通过检测，首先确定颅骨上的近圆形缺损确实有明显的人工刮削过的痕迹，排除了这个孔是由于病变或者发育不健全（颅裂）等原因造成的可能性。
鲍修风采用了Ｘ摄片、螺旋ＣＴ扫描及三维成像等手段，从多个不同角度进行检查分析研究，证明此缺损边缘的断面成光滑均匀的圆弧状，应是手术后骨组织修复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螺旋ＣＴ三维成像，可以清楚地看到缺口的边缘，颅骨的内板和外板已经很好地融合了，这就充分证明392号墓墓主确实做过开颅手术，而且手术是成功的，手术后病人至少又存活了两年时间。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吴新智说：“这种开口边缘的圆弧状属自然修复，只有在十分精细的修饰和骨组织修复后才能形成，表明该墓主在手术后依然存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因而，这一史前外科手术是成功的。”
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严文明说：“出土这一头骨的墓葬内有棺和随葬品，属正常埋藏。表明墓主是生了病后做开颅手术，又活了很长时间的人。”
出土该头骨的傅家大汶口文化遗址是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面积约15万平方米。该头骨在一长方形竖穴坑墓中发现，葬式为仰身直肢葬，在头部左侧还随葬陶鼎一件。根据山东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和碳十四年代数据分析，该墓年代属于大汶口文化中期，距今约在5000至5200年之间。
至于当时做开颅手术的确切起因，专家们尚无法提供准确的答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韩康信说：“那时，对头骨实施开颅手术的动机不外乎三种情况，一是头骨受创尤其是头骨骨折时的一种外科治疗，二是治疗头痛、白痴、颠狂及其他亢疾而施行药物治疗的外科手术。也有可能是为获得头骨上的圆盘状物作为驱邪品。”
北京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说：“在如此久远的时期施行如此精湛的外科手术并取得成功，展示了先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也为中华医学史揭开了新的篇章。”
那么当时开颅手术的工具和条件如何呢？据发掘现场的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介绍，随之出土了一些坚硬的物品，如钻孔的石斧、骨质的梳子等。虽然这不能断定就是直接用来做手术的器械，但是说明当时已经有了超过骨硬度的刮削刻凿工具。另外还出土了同时期带有针鼻儿的骨针、线等，说明当时已经具备了手术后缝合的条件。现在非洲肯尼亚的一些地方，有些部落的“医生”仍然在使用一些简陋的金属工具为病人做开颅手术，而且有相当高的成功率。这就为整体的分析论证提供了现实的参照。依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分析，当时实施开颅手术所用的工具应该是一种锋利的石器，缝合工具是骨针。
2001年6月26日，山东省为此又专门成立了一个鉴定委员会。由北京故宫博物院原院长、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张忠培教授任主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原副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新智和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省立医院教授张敏任副主任，此外还包括了8位国内考古学、人类学、医学界的著名专家。在鉴定会上，委员会成员一致认定，广饶傅家出土的大汶口文化时期的成年男子颅骨上的近圆形缺损系人工开颅手术所致，这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开颅手术成功的实例。
以上例据真实的话，实在是一项了不起的医学成就，更说明华佗开颅治病的提议，并非空穴来风。
 |
 |
图为：我国5000年前的开颅术实例
2、最早的开腹手术——剖腹产手术
汉•司马迁著《史记•楚世家》有这么一段文字：“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翻译过来就是：吴回（的夫人）生下儿子陆终，陆终（的夫人）生下六个孩子，是剖腹而产。
南朝历史学家裴骃著《史记集解》也有一条剖腹产记录：公元224年，当时的皇帝是魏文帝曹丕，汝南人屈雍的妻子产子时，“从右胳下水腹上出”，这就是“剖腹产”。据说，产妇剖腹产后，“平和自若，数月创合，母子无恙。”总之，在遥远的古代，我们中医的老祖宗已经创造出了剖腹产的手术技术，并成功实施。
3、中医耳鼻喉科手术——以世界上最早的鼻息肉摘除术
中医同样有微创手术。例如耳鼻喉科手术，本身就具有精密性，要求术式必须是微创的。鼻息肉，又名鼻痔。最早的鼻息肉手术文献记载于明代•陈实功《外科正宗》，同时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鼻息肉摘除手术。具体操作如下：“取鼻痔秘法：先用回香草散连吹二次，次用细铜箸二根，箸头钻一小孔，用丝线穿孔内，二箸相离五分许，以二箸头直入鼻痔根上，将箸线绞紧，向下一拔，其痔自然脱落，置水中观其大小。预用胎发烧灰同象牙末等分吹鼻内，其血自止。戒口不发。”回香草散，由茴香草、高良姜调和而成，现代药理实验证明，回香草散可延长热板法测定的痛觉反应时间，证明具有一定的镇痛作用。而“胎发烧灰”，即血余炭，具有良好的止血作用。
4、中医最著名的眼科手术——晶状体针拨
明代眼科学家傅仁宇称“针拨之针”肇始于华佗。这里提到的“针拨之针”，就是指我国历史悠久的晶状体针拨术了。南北朝期间，史书已多处记载金针拨白内障手术后复明的轶事。随着政治稳定，与国外交流的日益增多，特别是被后世称作龙树菩萨的古印度高僧，兼擅医学，其技术随佛教传入我国，经过我国医学家的吸纳、融合、创新，著成第一部眼科专著，托名《龙树眼论》，在历代辗转抄录过程中，形成明万历年间的《秘传眼科龙木论》，流传至今。本书不仅系统介绍了各类眼病的病因、病机，尤其详细介绍了晶状体针拨术术式，包括手术指征、围术期管理方法、手术进针部位、不同形态内障的术式选择等。该术式通过切断睫状体，将浑浊的晶状体拨到玻璃体内，达到恢复视觉质量的目的。
1975年毛主席眼患老年白内障需要手术治疗，故由唐由之国医大师采用中医传统“金针拨障术”治疗成功。毛主席用由之的名字作了一首诗送给由之，表示谢其手术成功。由之回敬地说，这都是主席倡导了中西医结合，才有了这么好的手术。
5、心跳停搏的抢救——心肺复苏术
说起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那在当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是心脏停搏公认最有效的抢救方法。
传说我国最早的实施心肺复苏的是扁鹊，而心肺复苏术最早出现在文献，则是东汉末张仲景著《金匮要略》当中，具体情境为上吊导致的心脏停搏。
仲景的人工呼吸法与现代医学人工呼吸法相类似。呼吸恢复后给病人以桂汤及粥清疗法与现代医学中补液疗法类似,在急救过程中,及时补充液体可以改善病人的全身情况,有利于身体的复元。桂汤及粥清从滋养胃气为目的,与西医的补液疗法异曲同功,说明在东汉时期对病人急救措施已初具完善。仲景人工呼吸法中“以一人手按据胸中,数动之”,相当于现代医学的心脏按摩,一般心脏按摩次数与人工呼吸的次数之比约5:1,仲景提出“数动之”与心脏按摩的次数是相接近的。
6、病情危重，口不能张，药不能下——鼻饲术
一般来说，我们吃药，都是从嘴里吃下去的。但是，万一病人病情危重，口不能张，甚至牙关紧闭，汤药如何下咽？这就需要用到鼻饲术了。《金匮要略·杂疗方》记载：“救卒死方：薤捣汁，灌鼻中。”这是我国最早记载于文献的鼻饲术。发展到宋代，中医师创造了管道引流鼻饲术：“如急风口噤，用青葱筒子灌于鼻内，口立开，大效。”这项外科操作使得不能口服药物的重病人也能够顺利服药，救下了无数病人。
7、膨胀怎么办——腹腔穿刺（引流腹水）术
在遥远的古代，人们的卫生条件极差，传染性疾病极易传播，比如肝炎，饮食当中夹杂寄生虫，寄生于肝，也可导致肝病。所以当时肝硬化的发病率绝不会低，而肝硬化的一个重要的并发症就是腹水，中医称作“臌胀”。腹水太多，如果细菌滋生会直接导致弥漫性腹膜炎而当场死亡。就算没有，腹水浸泡腹部脏器，比如大肠被浸泡会导致肠蠕动减弱，粪石梗阻，同样是致命的问题。肝硬化，别说是当时，哪怕在当今，都没有根治的方法。因此，带病生存，是唯一的方法。腹水太多，怎么办？为了避免更致命的隐患，只好放掉。因此这项技术出现得非常早，在先秦西汉时期的《黄帝内经》就有介绍：“徒水，先取环谷下三寸，以铍针刺之，已刺而筒之，而内之，入而复之，以尽其疒水，必坚，来缓则烦之，来急则安静，间日一刺之，疒水尽乃止，饮闭药。方刺之时徒饮之，方饮无食，方食无饮，无食他食百三十五日。”放出腹水，并不能根治肝硬化，但可以让病人觉得好受点。这也是原始条件下的关怀。
8、中医历史悠久的拔罐疗法
罐疗是中医常用的疗法之一，历史悠久。我们的祖先把牛角、羊角等磨成筒状，刺激痈疽，吸出脓血。因用牛、羊的角为工具，所以罐疗古称“角法”。
现存关于“角法”的最早文字记载是帛书《五十二病方》。这种类似拔火罐的方法，用于治疗牡痔。
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中，有用制成罐状的兽角拔脓血治疗疮疡的内容。
唐代有用竹罐治疗疾病的记载，王焘的《外台秘要》就记载了拔罐疗法的应用。
宋代的《苏沈良方》记载了用火筒法治疗久咳的方法，说明罐疗已扩大到内科疾病。
明代《济急仙方》《外科正宗》等书均有罐疗的记载。
清代，拔罐疗法有了进一步发展。《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记述了先用针刺，继用羌活、白芷、蕲艾等煮罐，用罐疗治疗痈疽阴证的方法。
9、中医外科手术器械历史悠久先进
中国3400年前就有了世界最早使用的手术刀，证明中医外科手术发展源远流长。
上图器械名为“砭镰“，出土于石家庄台西“十四号墓”，距今有3400多年的历史。其器外缘弯曲钝圆，内缘锐利，长20厘米，最宽处5.4厘米。整个砭镰完整，仅柄端稍有磨损，经专家考证后，是世界上最早的手术刀。
《山海经》中有关于砭镰的记载：“高氏之山，其上多玉，有石可以为砭针，堪以破痈肿者也。”《素问·异法方宜论》中也提到：“东方之城……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这表明砭镰就是用于外科治疗的一种器械。
上图的器械陈列于江苏省江阴市博物馆，是中国迄今为止，出土最完整的古代医疗器械。这其中包括外科手术刀、铁质小剪刀、探针、铜钗、猪鬃毛刷、药罐、淋洗瓷壶、瓷香薰等器物，不仅分类齐全、造型精美，而且颠覆了很多人“传统中医只有汤药，最多有个针灸”的固有观念，距今有700多年的历史。
上图收藏于四川省藏哇寺雍和吉祥宫内的一套藏医手术器械，这套器械一共有60多件，用牛皮包裹，全铁质打造，大都锈迹斑斑。据介绍，这套藏医手术器械制作于明代，曾为许多藏族同胞缝合刀伤，连接断骨，接和神经等，是藏医学手术技术悠久历史的直接佐证。
（二）中医抵御了中国历史上321次大型瘟疫。中医药抗疫历史悠久，距今300多年前的商朝就有了疫情的文字记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明确记有“疒役”等多种传染病病名，如疟、疥、盅等，并且还有“疾年”的记载。据《中国疫病史鉴》统计，从西汉至清末，中国至少发生过321次大型瘟疫。中医药从古至今，屡起沉疴，却能一次次转危为安，人口不断增加，文明得以传承，这都是中医药的功劳。
在中华医学史上，历有“以毒攻毒”的治病方法。这种方法，就是通过人工接种近似疫苗的东西，增强机体对疾病的抵抗力，从而战胜疾病。“以毒攻毒”是免疫学的基本原理。
东晋名医葛洪出我国第一部病因症候学专著《肘后备急方》的医学价值，不单单在于它的临床实用性，书中对某些传染性疾病的症状、病因，以毒攻毒的治法，都远远早于世界其他国家，不仅对后世中医急症的诊疗具有开创性，而且在世界医学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记载了一种“尸注”病，这种病会互相传染，并且千变万化。染上这种病的人闹不清自己到底哪儿不舒服，只觉怕冷发烧，浑身疲乏，精神恍惚，身体一天天消瘦，时间长了还会丧命。这就是现在的结核病。结核菌能使人身上的许多器官致病。肺、骨关节、脑膜、肠和腹膜结核等等，是结核菌引起的，其论述的完备性，并不亚于现代医学，是世界结核病互相传染的最早观察和记载结核病举世无双的科学家。
葛洪“疗猘犬咬人方”，取狂犬脑敷于被咬者伤口的办法与巴斯德注射狂犬疫苗，预防狂犬病，所采取的原理是相同的。然而，葛洪的药方比巴斯德的疫苗要早1000多年。巴斯德被誉为近代免疫学的创立者，葛洪则是世界免疫法的先驱者。
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记载：沙虱毒的病原是一种比细菌还小的微生物，叫“立克次氏体”。沙虱螫人吸血的时候就把这种病原体注入人的身体内，使人得病发热。我国广东、福建一带有恙虫流行，其他地方极为罕见。葛洪记述此病比美国医生帕姆在1878年的著载，要早1500余年。
东晋葛洪在公元317年前后一次天花大流行中，通过周密观察，总结了该病的典型症状，其《肘后备急方》：“此岁有病时行，仍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大疮，皆戴白浆，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治得瘥后，疮瘢紫黯，弥岁方灭。”并指出：此病起自东汉建武年间（公元23-26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天花文献记载。
天花是人类有记载的最古老的传染病之一，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就是人类有记载的第一位天花病例，因此，从拉美西斯五世的死亡年份（公元前1145年）可以推断，天花至少在人类历史上肆虐了3000多年。
据文献记载，天花病毒是东汉建武十七年，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交趾时天花由越南传入中原。因为天花病原是由战争俘虏带来的，所以称“虏疮”。天花在古代中国名称很多，以后，《天花精言》一书中才正式出现“天花”的病名。中国葛洪天花记载比西方医学界认为最早记载天花的阿拉伯医学家雷撒斯要早500多年。
16世纪世界天花大流行之后，其发病率甚至跟今天的感冒一样普遍。历史上有很多贵族乃至君王都死于天花，如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英国女王伊丽沙白一世、玛丽二世，德皇约瑟一世、俄国沙皇彼得二世，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十五，西班牙国王路易斯一世，清代入关后第一个皇帝顺治患天花而卒，时年仅23岁。他的儿子康熙皇帝因害怕传染，不敢去看望病中的父亲，他后也因感染天花而毁容（留下一张麻子脸）。
天花曾经是人类历史上最厉害的烈性传染病之一，全球有20亿人死于天花。在没有疫苗的年代，儿童死于天花的可能性为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每三个孩子里面就会有一个在成年之前死于天花，不死于天花者也因为天花病毒的感染而留下后遗症，最明显的是一脸的麻子。
我国中医很早就有“以毒攻毒”的免疫学思想指导，迟在公元10世纪中国医学家发明了人痘接种述，当初采用痘衣法和痘浆法比较原始。自旱苗法发明后，对痘痂的选择和贮藏都很有讲究。选择痘痂的要求是光圆红润，因为光圆红润的痘痂新鲜饱满。在痘痂脱落后，用乌金纸包好，密封在干净的瓷瓶里，随时备用。明朝隆庆年间（1567～1573）《种痘心法》中写道：“其苗传种愈久，则药力之提拔愈清，人工之选炼愈熟，火毒汰尽，精气独存，所以万全而无害也。若时苗能连种七次，精加选炼，即为熟苗。”中华古代医学家对人痘选种培育的经验，跟今天用于预防结核病的“卡介苗”的定向减毒选育，使菌株毒性汰尽，抗原性独存的原理是相同的，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1688，俄罗斯率先派人到北京来学习人痘接种术。不久，人痘接种述由俄罗斯传到土耳其。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夫人蒙塔菇，在君士坦丁堡看到当地儿童靠种痘预防天花，效果甚佳，鉴于她自己就被天花毁容，她的弟弟患天花又丧命，所以在1717年她为儿子种痘。接着，人痘接种述又传入英国，受到英国国王的肯定，很快盛行起来。此后，由英国传到欧洲、非洲及亚洲朝鲜、日本、印度等各国。
中国人痘述直接导致英国琴纳牛痘述的发明。英国医生纳琴（1749-1823），那时中国人痘术在英国已施行了二十余年。他八岁时曾接种过人痘，接种后感觉很不舒服，好像生了一场大病，他长大以后成了乡村医生，学会了中国人痘接种术，给人种痘。后来，他发现病牛在乳房与脐间有水疱和浓疱，挤奶人的手指如有伤口会感染牛痘。牛痘是牛的一种天然轻型传染病。患过牛痘的人就不会得天花。受人痘接种术的启发，为此他进行了八年的试验，终于在1796年7月1日从患牛痘的女工手腕上，取得痘浆，第一次给一个孩子的臂上接种，获得了巨大成功。从历史记载来看至少晚于我国人痘术200年，如果从宋真宗时（公元998-1022年）算起，就晚了800多年了。对此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曾给予高度评价，他在《哲学通信》中赞扬说：“我听说一百年来中国人就有这种习惯（指种人痘）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所以，称中国是世界免疫学的先驱是当之无愧的。
自从全世界各地普遍种牛痘，天花逐渐减少。1977年10月26日，世界上发生了最后一例天花。此后，世界卫生组织经过两年的四处搜索寻找，再也没发现有人患天花病。1979年12月9日，来自19个国家的21位委员在全球消灭天花证实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签字证实全球消灭了天花。
天花是一种古老的传染病。历史学家们推测，它可能存在上万年。古代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公元前1160年）的木乃伊面部，就有天花瘢痕。在印度和中国的古经文和古医书上都有关于天花的描述。
回顾从天花肆虐环球到天花在全球灭绝的历史，给人类的最宝贵最重要的启示是：采取“以毒攻毒”的免疫方法，是有可能防止和消灭类似天花这样长久威胁人类的传染病的。而这一最宝贵最重要的启示正起源于古代中华医学家。
中医为世界研发了青蒿素，挽救了亿万人的生命。全球约97个国家或地区，33亿人仍遭遇疟疾的威胁，其中12亿人生活在高危区域，这些区域的患病率有可能高于千分之一。2013年全球疟疾患者约1.98亿，疟疾致死人数约为58万，其中78%是5岁以下的儿童。90%的疟疾死亡病例发生在重灾区非洲。70%的非洲疟疾患者应用中国创造的青蒿素复方药物治疗。但是，疟疾患儿仍有5600万到6900万人达不到用青蒿素治疗。上世纪60年代以来，美、英、法、德等国家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寻找新药均无果。
1964年8月5日，美国策划了“北部湾事件，对北越进行了大规模轰炸，战火烧到我国海南岛。根据越南胡志明主席请求中国援越的要求，中国从1965年6月8日至1970年7月，派出32万余援越部队，重点担任越南铁路交通，防空作战任务，参战2153次，击落敌机1707架，击伤1608架。中国援越军火物资200亿美元，军火物资大半数是由我国云南国防三线兵工厂生产特供的，有力地打击美帝侵略者。
越南本属热带，正处战争炎夏，疟疾病横行，各国当时却素手无策，美国投入巨额资金，筛选出21.4万种化合物，仍找不到理想的新结构类型抗疟药。据美国政府公开承认，1967年-1970年在越美军因患疟疾减员达80万人，同样也困扰了越军，当年越军有一个团，因疟疾受害，仅有两个连的兵力参战，越南则一再求助于中国。
1967年5月23日，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一个旨在援外备战的紧急军事项目启动了，启动日期是5月23日，项目的代号被定为“523项目”，其重要意义相当于“两弹一星”，组织全国七大省、市60多个研究机构、500多名至后来千名植物化学和药学研究人员共同协作攻关。
1969年1月，38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担任中医研究院科研组长的身份，参加“523项目”研究。此前，国内多组科研人员筛选过4万多种抗疟疾的化合物和中草药，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因此，屠呦呦决定从系统整理历化医籍开始，她的团队耗时三个多月，从各种植物、动物、矿物在内的2000多个中草药方中整理出640多种包括青蒿在内的中草药《抗疟单验方集》，从中了解到中华民族中医药治疗疟疾病历史悠久，早在4000多年，即公元前2700年，中国的古典医书《黄帝内经》就有记载疟疾的相关症状；公元前2世纪，中国先秦医方书《五十二病方》已经对植物青蒿有所记载；公元前340年，东晋的葛洪《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症方》有关“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截疟记载中这段话，触发了屠呦呦的灵感，明确青蒿绞汁，服之治疟，一语惊醒追梦人。常用高温水煎，会破坏青蒿治疟的有效成分。随即另辟蹊径改进了避免高温，采用低温提取青蒿素，治鼠疟效力更高，而且趋于稳定。经过191次青蒿提取物样品给鼠疟和猴疟实验，抑制率达到100%。1978年，青蒿素抗疟研究课题获全国科学大会“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青蒿素为1985年卫生部实施新药审批办法后的第一个（86-X-01）《新药证书》。
2010年，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报告，全球采用青蒿素联合疗法治疗病人有1.8亿人，治愈率达到97%。从2010年到2015年全球疟疾死亡率下降了48%。
2015年10月5日，中央电视台报道了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中国本土药学家屠呦呦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拯救全球5亿疟疾人的中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2015年10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中国著名药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表示祝贺。
2015年11月5日，习近平主席访问越南，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越关系的美好明天》的署名文章中指出：越南著名将领洪水响应胡志明主席号召，积极投身中国革命，参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成为新中国开国将领中唯一的外籍将军和世界上少有的“两国将军”。中国曾经全力支持越南开展民族解放斗争。今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中国科学家屠呦呦的主要研究成果青蒿素，就是源于上世纪60年代中国为支援越南而开展的抗疟疾药物研究。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至今仍然在两国民众中广为传颂。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像欧洲14-16世纪那样，发生一场鼠疫，一下子死了几千万人。我国在东汉建安年间伤寒病大流行，张仲景总结临床经验，提出了《伤寒论》，有效制止了伤寒病的传播。中医药对传染性乙型脑炎、钩端螺旋体病、流行出血热、麻疹合并肝炎及病毒性肝炎、肾炎等治疗效果确独占鳌头。如:1956年石家庄流行乙型脑炎，师仲景用“白虎汤”，疗效超过世界水平。2003年SARS流行，世界有32个国家和地区出现8400多例SARS患者，全球死亡率为11%，而中国早用中医药治疗优势，其中广东为3.6%，尤其广州在国医大师邓铁涛的指导下，中医药介入治疗最早，创下了4“0”的医疗奇迹（0死亡，0后遗症，0转院，0感染）。2003年4月7日国际卫生组织专家马奎尔博士在广东中附院考察时，对中医药治疗非典的独到疗效给予高度评价，指出，这一经验值得研究与学习。
从历史长河中看，中医药作为中国流传五千年的传统文明瑰宝不仅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还充分发挥了其在战胜疫情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更为当今抗击新冠肺炎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
2020年2月21日《光明日报》载，中医药抗疫：作用不可替代报道：北京市20家定点医院中医药参与救治率90%，服用中药患者中出院和症状改善的总有效率为81%；广东中医药参与率93.54%，有效率89%；四川中医药参与率90%，有效率70%；江西中医药参与率95%，有效率82%；浙江中医药参与率95.83%，有效率82%……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中医药疗效显著，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020年3月23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书记余艳红介绍：这次疫情抗击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先后派出5批近800人的专业队伍驰援武汉，全国支援武汉的医疗队里有4900余人来自中医药系统。统计显示，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74187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1.5%，其中湖北省有61449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0.6%。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了90%以上。
历代瘟疫之战中医未曾输过，正因为如此，才有我们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繁衍生息，才有我们如今的泱泱大国。
（三）中医药成功研制治糖尿病新药。我国成功研制了降糖新药“龙泰降糖通脉片”，针对糖尿病气阴两虚为本，瘀血燥热为标这一病理环节，并抓住“久病入络”这一特点，以太子参、黄芪、天冬、麦冬、知母、益气养阴、补肾填精，扶正固本，滋阴清热，有效降低血糖和尿糖。“龙泰降糖通脉片”是由中国中医药学研究院研制成功的，经7年临床验证，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新型降糖中成药，无毒副作用，对空腹血糖、餐后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及尿糖等方面疗效确切，对改善代谢紊乱、倦怠乏力、性欲减退、口渴、多尿、消瘦、腰痛、肢体麻木疼痛、胸闷胸痛等并发症效果显著。该药被授予“国药准字Z20080489”批准文号，获“国家新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等称号，是一个既降血糖又能预防和控制并发症的国药准字纯中药产品。一疗程改善并发症，血糖平稳，让糖尿病患者和正常人一样饮食，健康无忧。“龙泰降糖通脉片”上市一年以来，用疗效征服了广大糖尿病患者，用口碑诠释了“该如何治疗糖尿病”，目前已列入我国治疗糖尿病的国家重点推广药品。
张康健教授在多年杜仲桑叶的研究中发现：杜仲叶含80多种活性成分，桑叶也含几十种生物活性物质，两者配伍，达到了复方增效的目的，比如说修复胰岛、降血糖的成分有生物碱DNJ、三萜类、多糖类等，延缓糖尿病并发症进程的有黄酮类化合物和人体必需的铬、镍、硒、钾、锰等等矿物质及微量元素，还有综合调理肝脏、肾脏的成分槲皮素、绿原酸、杜仲醇，一步到位起到降血糖、控并发、减药毒的三大功效！秉承严谨的科学态度，中心课题组联系北京各大医院对3500名服用杜仲桑叶黄金组合的糖尿病患者进行临床试验，最终临床数据显示94.74%的患者有了不同程度的缓解，约20天85%的患者乏力、口渴改善，约66%的患者在40天内血糖下降，约63%的患者并发症状明显改善。
（四）中医针灸为天下第一针。《帝王世纪》称：“伏羲氏尝百药而制九针”，（宋）罗泌《路史》“伏羲氏尝草制砭，以治民疾”。我国医界千余年来尊奉为医药学、针灸学之始祖。伏羲氏所处约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他始创的九针，多为砭石制的。北宋天圣年间，王惟一（987-1067）在权势和利益面前不忘初衷，完成毕生著作《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它作为最早的人体模型和针灸直观教具，是医学史上的一大创举。皇帝遂御笔亲封王惟一为天下第一针。因此，现代学者大多认为砭石为针之母体，那么砭石就是后世刀针工具的基础和前身。1822年清政府下令永远停止施行针灸疗法。从此针灸被当作“土东西”而被忽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中医针灸高度重视，他认为：“针灸是中医里的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发展前途很广。”1955年4月15日晚上，毛主席在杭州邀请著名针灸专家原卫生部副部长朱琏一道吃晚饭时说：“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各国都要用它。”毛主席高瞻远瞩，中医针灸学走出国门是有根据的。
1949年12月6日，毛主席赴苏联访问时，身体有些不适，中央决定配中医陪同。会议中苏联一位领导人突发心脏病，现场较紧张，这时，毛主席问我国中医是否有办法？他答：“可以试一试”，经斯大林同意后，中国医师用针灸给予治疗1分钟后，其身体恢复正常。这事振动很大，引起苏联的高度重视。19-20世纪，苏联多次派遣专家参加中国针灸学研究和中药材种植技术培训，并投入人力物力建立针灸疗法（苏称反射疗法）研究所，全国均设分支机构，原科研负责人彼得洛夫斯基教授认为针灸镇痛效果好，倡议全国各外科研究所均要成立针灸镇痛小组，尤其对针灸麻醉的深入研究。
中国中医用针灸麻醉进行手术是世界一大创举。1971年7月美国《纽约时报》副社长詹姆斯·雷斯顿来华访问时不幸身患阑尾炎，是周恩来总理安排在北京协和医院治疗。中国著名手术大夫吴蔚然教授担任主刀医师，用 “针刺麻醉”成功进行手术。术后出现了腹部有点胀气，李占元教授仍用针灸对其进行了有效地治疗。雷斯顿病愈回美国后，于7月26日在《纽约时报》用头版报道了中国用小小银针麻醉，为他成功地做了手术的事实。然后美国哈佛医学院、纽约犹太医院等卫生部门均派专家来到中国目睹了中医针灸疗法。
1972年，美国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团，亲临观看了中国的“针刺麻醉”为胸外科做肺切除、做颅脑肿瘤切除等手术，看到病人都在清醒的状态下接受开胸、开颅等大型手术，感到十分惊奇，难以理解。美国贵宾对中国中医药和烹饪文化赞赏不已时，毛泽东主席说：“我看中国有两种东西对世界是有贡献的，一个是中医中药，一个是中国饭菜。”在向尼克松赠送礼品中，专门送给一部英文版的《中国针刺麻醉》书。
2014年3月11日《上海文汇报》，不完整统计，目前针灸已在183个国家和地区应用，其中几十个国家对此进行了立法，中国针灸在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已具合法治疗地位。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全世界约有40亿人使用针灸或中医药治病。
（五）中医药戒毒制剂研究成果显著。据1998年浙江科技情报研究所报导：中国中药戒毒剂治疗效果独特，争创世界先进水平。多年来各国都在研究有效戒毒药，目前世界较先进的是中国中药戒毒制剂，品种20多个，以中草药主要成分，分类有片剂、丸剂、冲剂、汤剂、注射液、口服液等剂型。具有控制复吸率方面有其独特的效果。例一：戒毒中成药：治疗患者1000多例能消除常见的戒断综合症，无毒副作用，连服7天可安全脱瘾。据统计戒毒脱瘾有效率达99%，且复吸率低，成本亦较低；例二：戒毒脱瘾胶囊：以扶正祛邪的治则进行解毒脱瘾。经临床治疗80例验证，效果理想，总有效率达100%，其制备方法精湛，有效成分提取安全。但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不断探索总结和完善。
（六）中医药治疗艾滋病有效率近八成。1981年6月5日，美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第一次报告了获得性免疫缺乏综合征—艾滋病（AIDS）病例，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对AIDS的记载。
2014年12月8日，北京商报讯（记者夏姗姗）从全国中医药治疗艾滋病工作会议上获悉，我国自2004年启动的中医药治疗艾滋病试点项目以来，十年间覆盖省份已由最初的5个扩大到目前的19个，累计治疗人数从2582人上升到26276人，中医药治疗艾滋病有效率达八成。《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二五”行动计划》中提出：“累计接受中医药治疗的人数比2010年增加70%”，目前已基本实现了这一目标。
据国家卫计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介绍，通过不同人群在不同阶段运用中医药或中西两法协同治疗艾滋病的临床效果的研究证实，中医药治疗艾滋病具有四大优势。中医药能延缓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进入发病期，降低病死率，降低机会性感染发病率且改善症状体征。国家“十一五”科技重大专项对1200例病毒感染者，采用中医诊疗方案治疗18个月的研究结果显示，接受中医药治疗与未接受中医药治疗相比，中医组发病期延缓四年，发病率降低7.6%。对448例艾滋病病人八年死亡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中医治疗组比自然对照组八年病死率下降了11.5%。此外，中医药可以明显改善发热、乏力、气短、咳嗽、纳呆、腹泻、皮疹等症状体征，据统计，接受治疗四年以上的802例患者的症状体征改善有效率达78.1%。
（七）中医药治疗肿瘤成果显著。建国以来，我国中医己探索用砒霜等剧毒中药外用治疗皮肤癌等有显著疗效。中国新闻网转载黑龙江日报（记者：徐旭等），中国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举行2015年度求是颁奖典礼，哈医大一院》、83岁的血液病专家，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终身教授张亭栋荣膺本年度“求是杰出科学奖”，奖励其在使用砒霜（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所做出的奠基性杰出贡献，获得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颁发的100万元大奖。著名世界物理学家，1957年中国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和孙家栋、施一公等知名人士为获奖者致辞。
求是基金会在颁奖词中评价说：“张亭栋的成就，是我国在单体化学药物方面得到世界公认的屈指可数的成就之一。他的发明通过与合作者的研究在1990年代后推广全国，其后推广到全世界，成为今天全球治疗APL白血病的药物之一。
1971年3月，黑龙江省林甸县民主公社卫生院采用有毒的药物医治恶性肿瘤，因效果好引得不少患者前往求治。时任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理事长、哈医大一院中医科主任张亭栋教授，受省卫生厅任命为专家组组长，带队5人到实地一探究竟。
原来此地乡间一位老中医有个秘方，用中药砒霜、轻粉、蟾蜍几味剧毒配制，最初用药捻治鼠疮——淋巴腺结核，后来被一位药剂师用此药治好了自己母亲的皮肤癌，后又改成针剂肌注攻治各种癌症。由于发现时间为1971年3月，故命名为“713”，使许多患者得到有效地治疗。对此，血液病专家张亭栋受到很大的启发，在己故朝鲜族药剂师韩太云的全力合作研究下，张亭栋将原方砒霜与蟾蜍和砒霜与轻粉分为两组做体外抑瘤反复试验，从中发现砒霜是癌细胞的克星。因此，张亭栋课题组大胆创新，将砒霜提炼，最终精制成亚砷酸注射液，专门攻克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
1984年，张亭栋和李元善在《中西医结合杂志》发表《癌灵一号治疗急性粒细胞白血病临床分析及实验研究》。总结他们1972年以来治疗81例急性粒细胞白血病，分析其中完全缓解的22例中，7例为M2型，15例为M3型白血病。再次指出“M3型效果尤为显著”。
1996年12月，全美血液学大会在美国召开，张亭栋和时任上海血液学研究所所长（后任卫生部部长）的陈竺受邀参加。陈竺发言时详细介绍了砷剂治疗复发的白血病症15例，其中14例获得完全缓解，当时，会场轰动了。1998年之后，国际医学界广为接受三氧化二砷对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具有治疗作用。世界著名的《血液》杂志发表了由陈竺和张亭栋撰写的论文。该杂志评价说：“这是篇创造性论文，首次发现三氧化二砷诱导白血病细胞凋亡的科研结论，是继维甲酸之后，中国学者在本领域内的又一次重大突破。”1999年“亚砷酸注射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专利期限为20年；同年下半年，该药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为二类新药。2000年9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经过验证后，亦批准了亚砷酸的临床应用。目前，张亭栋等人所发现并研制的三氧化二砷注射液，全世界只有中国哈尔滨和美国产。我国每年20万支生产量挽救了大量白血病者的生命。
目前，“亚砷酸注射液”己成为哈医大一院临床一线药物。迄今为止，这家医院的血液科己救治来自全国30余个省市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6000余例，完全缓解率高达91％以上。在对244例病人长期随访中，有126例己存活5年以上，其中有近1/3已存活10年以上，其中最长存活者已37年。
2019年9月17日，2019年吴阶平医学奖评审委员会终审会议在北京召开。
“砒霜治疗白血病”开创者，中西医结合血液病学专家张亭栋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病学与危重症医学专家王辰教授，茯得2019年度吴阶平医学奖。
吴阶平医学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批准，吴阶平医学基金会管理的全国性医疗卫生行业奖，授予促进中国医学科学技术进步，为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吴阶平医学奖每年评选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2人。
近日，中国抗癌协会常务理事、杭州师范大学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中心主任谢恬教授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谢恬团队的这一成果荣获2012年国家科技进步奖，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获此殊荣的抗癌药；2013年又获中国优秀发明专利奖。
他们从临床和实验室对大量中药进行了抗癌活性成分的筛选，经过多年研究，最终从“浙八味“之一的温莪术（温郁金）提取的挥发油中，发现了高效低毒的抗癌活性成分一一榄香烯。2008年，谢恬团队的这一成果荣获教育部科技成果一等奖。
经循证医学评价和机理研究证实，榄香烯抗癌作用强、抗瘤谱较广，对人体肺癌、肝癌、脑瘤、乳腺癌等多种癌细胞都具有显著的抑杀作用，而且毒性很小。
榄香烯成为我国首例从中药发现抗癌作用，并成功开发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抗肿瘤植物药，填补了我国在抗癌新药领域的空白。
目前，谢恬的“榄香烯脂质体“技术己获得美、英、法、德、意、荷等国的发明专利。榄香烯注射液（脂质体）和榄香烯口服乳己让70多万癌症患者受益，包括不少香港、东南亚、日韩及欧美等地的癌症患者。
——肿瘤患者的救星：国医大师刘嘉湘。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嘉湘，我国著名的肿瘤治疗专家，他潜心研究中医药60余载，诊治肿患者50余万例。刘嘉湘教授最擅长治疗肺癌、胃癌、肝癌、肠癌、胰腺癌等多种恶性肿瘤，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患者络绎不绝。
由刘教授负责研究的中医药治疗癌症的临床与实验研究，曾先后30次获国家卫生部、国家教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及上海市政府等部省级和市局级科技成果一等、二等、三等奖，主要有：《中医扶正法治疗晚期支气管肺癌200例》1977年获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奖，《蟾酥膏治疗恶性肿瘤疼痛的临床应用及其研制》1985年获国家卫生部医药卫生重大科技成果部级甲级奖，《扶正法为主治疗晚期原发性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及实验研究》1989年获国家教育委员会科技进步二等奖，《滋阴生津，益气温阳法治疗晚期原发性肺腺癌的临床和实验研究》1992年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癌转移过程中癌细胞与血管内皮细胞的关系及益肺抗瘤饮对其的影响》1995年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金复康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观察》1996年获中国中医药学会“辽沈杯“全国中医药防治肿瘤优秀论文一等奖及全国中医药防治肿瘤优秀论文金奖，《正得康对癌症患者扶正作用的研究》1998年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益肺抗瘤饮治疗271例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及实验研究》2001年获上海市临床医学成果奖。
（八）中医药为航天保健护航。2003年以来，中国连续发射了“神舟五号一九号“宇宙飞船。中国航天事业震惊了世界，这“神舟”上天应有中医药学的一份功劳。在中国航天中心有一个特殊的机构·航天员中心医监医保系统，专门研究如何解决“太空运动病“问题。医保研究室主任李勇枝博士多年来坚守、致力于中医药在载人航天中的应用研究。更是注重将航天医学与中医药的有机结合，开创载人航天不同时相的中医辨治研究，从“神五“开始李博士就为航天英雄杨利伟提供“药茶“保健。在“神六”上天前，李勇枝主任就把她的博士导师王绵之教授请到航天城来传经献宝，撑舵把关，共同解决世界载人航天领域存在三大医学防护难题，空间运动病、减压病、体力耐力下降。国外曾有航天员因为飞行中出现严重的生理障碍，而不得不中止宇航飞行；有的航天员出舱时不能稳定站立，甚至需要搀扶或者抬出航天舱。据资料记载，航天飞行前三天航天员空间运动病的发生率高达50％。而中国的航天员们至今没有发现染有“运动病“，是应该归功于中华民族千年国宝一中医药，归功于航天医监医保专家们认真负责，尤其是在最传统的中医药文化领域里耕耘了一辈子的王绵之教授开创世界先河，亲自处方、研制出新成果亠；太空养心丸”，供航天员服用，真正起到了保健护航作用。
2009年6月6日，中华中医药学会第五次全国委员会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至立题词，全国政协副主席李蒙出席会议，卫生部领导张茅书记、王国强副部长出席会议并讲话。航天英雄杨利伟发来了贺信，信中杨利伟高度赞扬中医药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具有活力的医学科学，长期以来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和人类健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当代航天医学领域中，中医药有效地保证了航天员体能，经得起特殊环境的考验，推动世界科技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总指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主任陈善广介绍，“神九”任务中，中医药将继续发挥保障航天员健康的作用。该中心医监医保研究室主任李勇枝告诉记者，我国自主创新研制的中医药，航天员从任务前50天起就开始服用“太空养心丸”，任务中随飞船带药上太空，供航天员在轨期间服用。同样为“神九”航天员翱翔太空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太空养心丸”一天吃三次，直接装配在餐包里，随航天员每顿饭一起服用。实践证明，从“神五“飞行任务起对航天员在空间环境中增强心血管功能，提高机体免疫力，防治空间运动病发挥了明显强身固本的作用。充分显示了中国中医药对人类健康和航天事业的贡献。
中国中医针灸和藏医药浴法分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后，2011年5月23-2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咨询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评审通过中国申报的两部中医古籍文献《黄帝内经》、《本草纲目》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评审委员会对两部文献的独立性、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等方面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极高的评价。中医药典籍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极具创新潜质的元素，凝聚着历代中医学家的经验智慧和毕生的心血，具有独特科学价值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是中医药学继承与创新的源泉。“申忆“成功，是中医药在世界上为中华民族赢得殊荣，是炎黄子孙的骄傲和自豪。目前，已有3批共83个传统医药类项目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名录，再次表明了国际社会对中医药文化价值的广泛认同，对中医药走向世界将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意义重大。
1993年3月3日陈立夫先生对中国中医药研究院访台专家李经纬、陈可冀等说：“毛泽东是有功的，大陆中医发展取得很大成就，同他的重视支持是分不开的，毛泽东做了一件大好事，我要为他写传，表彰他的贡献”。
但愿中医药如同英国科学技术专家李约瑟博士曾所说的那样：“中国人以他们的特殊天才发展起了中国的医学，这种发展所循的道路和欧洲的迥然不同，其差别之大可能超过了任何其他领域”。希望中医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发展，都能有一个远大的前程。